话说：
9月27日，中国科学院（CAS）研究生院举行了2007年度的学位授予仪式。当天，共有7220人获得了学位，其中博士4034名，硕士3186名。这个数字是破纪录的。
仪式上，白春礼院长说：这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是切实履行胡锦涛总书记培养“一流人才”重要指示的结果，也是中国科学院对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乃至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
以上断章取义自中国科学院主页，链接自JST每日观察。
一年4034个博士啊！很惊人的数字啊。我相信中科院出来的博士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也承认中科院近年高速的发展是世界瞩目的。但这博士学位是“指示”指出来的么？发了多少学位就做了多大贡献么？怎么听着这个数字成了一项政绩呢！
想起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八九过去后，国家下了指示，要在大学中大力发展党员，积极开展组织活动。于是到了毕业的时候，班上“积极分子”都没有掉队的，“不积极分子”很多也出于各种考虑被争取进去了。这就是在政策的推动下造成了某个人群的扩大的最好的例子。
学位也是一样，国务院一张纸，本科生膨胀，几年后硕士生膨胀，现在以及到博士了，而且这个大气球还要继续吹。最近王鸿飞博士的Blog上的一篇《99%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的文章引起不小的争论。其实真的没什么可争的，就像我上篇诺贝尔奖一文中说的一样，数量永远不会是“一流”的标准，质量才是。拿数字破纪录当成改革的成就，就永远不会有实质的改革。
今天早上看TIME的一个表现中国内蒙古乳业高速发展的Photo Essay，有这么一张照片（蒙牛乳业的工厂）很好玩：

头一次看到，原来现代化的牛奶工厂是这么让牛出奶的。把牛逼成这样出奶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牛奶牛肉的需要，可这么急着出学位是为了满足谁的需要啊？院长的？胡锦涛总书记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白春礼说这是为世界发展做贡献，可世界真的需要中国出那么多博士学位么？

那天收到研究室助教来的群体邮件，说物理系要开协同会议，议题中有一项是关于一个副教授的人事问题。
我不解，便问之是否与我有关系。助教告诉我说，京都大学的物理系有协调会议的制度，所以老师和博士生都是成员，如果我想加入，也可以申请，如果加入了就可以而且是必须去投票。
我惊讶：那博士生可以投票决定系里的人事？
回答是肯定的，博士生可以对教师们筛选出来的最终人选投反对票，如果赞成不过半数，该人选就被否决，然后要重新公开招聘。
哦～，原来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确认，博士生的人数不是比老师要多很多么，生杀大权岂不是落到了学生手里？
——嗯，理论上是吧。但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否决的倒霉蛋。
我又问，这是京都大学定的制度？
——不，在京都大学里，也只有物理是这么操作的。
京大的物理出过日本第一个诺贝尔奖——汤川秀树，一直在国际上保持着很强的实力，听今天助教这么一说觉得有些释然。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一个好的大学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那“大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显然不是，那是种下种子长出来滴。
日本的很多大学也都有保守势力，试图提拔一些自己的亲信，我以前在的那里就是这样。曾经一个教授打算把自己的一个刚刚要拿到硕士学位的学生招成自己的助教，和很多掌权的老教授们不知达成了什么默契，居然在系内就通过了，我当时坚决投了反对票。可是最终还是没有过了学部长的那一关，还要重新招聘和选考，系主任很郁闷，在会议上向大家道歉。
其实造成这种不负责任的人事决定的根本就是缺乏监督，某些当权派一手遮天。如果有象京都大学物理系这样的学生投票制度，相信他们想都不会想。因为博士生们怎么会让一个硕士来当他们的老师呢，显然会成为一个最终通过的障碍。有这样的顾虑的话，教授们也会尽量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虽然还是会有人情上的倾向，但至少候选人也要说的过去才有可能。
这种系内的民主，为师资队伍种下了很好的种子，在本来就肥沃的土地上，将来长成大师的机会自然就大了。或许这也是京大物理保持优势的一个原因吧。
在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并不怎么重视选择种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谁都懂，可是有多少大学愿意等百年呢？反正现在有银两了，直接“引进”长好的树木见效更快，于是就有了大量“大师”在寒暑假回国带队的“盛况”。我们称之：它山之石，可以功玉。孰是孰非，不辨自明。
注：“民主”这个词本是个日语，大约一百年前传入中国，即五四运动时的“德先生”。其词学会了，其义却一直没有掌握。后来被加上了“集中”二字，就变成本土的东西了。

这几天去超市发现了一个变化，很多都在门前公布了一个告示，大意是说：我们这里的从中国来的商品都是有严格管理的进货途径，经过认真的检查，请大家放心购买。这让我想起来前几年美国疯牛病的时候，日本很多超市贴出告示说：我们的牛肉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请大家放心。别怪人家敏感，人家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环境比较在乎，比较“自私”么。这不，时代周刊再次“小题大做”，对今年的圣诞节的玩具礼物生意表示担心。

与此相对的是国内媒体，其实我们也看不到什么国内媒体，无非就是每天由使馆代订送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那里，对中国产品在海外受到的“不公”总是有大幅的评论。评论的不是如何加强监管，提供意识，而是说国外媒体蓄意造谣；有意诋毁中国形象；这是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心存恐惧的表现；必有阴谋；海外公司应该负起全部责任；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合格率最高的；美国老百姓替中国产品喊冤，等等等等，义正严词，慷慨激昂。
好，我承认上面的评论也是有道理的，中国制造当然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很奇怪，日本的产品也经常出问题，也包括食品，也包括电子产品，经常要大批大批的召回。但为啥人家Made in Japan就依然坚挺呢？媒体也是大篇幅报道啊，可没见“日本制”面临这样的危机啊。为啥Made in China“一点点小事”就搞的满城风雨呢？
我想这就叫信誉缺失吧。就像在国内如果一说某某官员有问题，似乎不需要找证据，听到的人都会相信，即使政府如何宣传：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好样的，腐败的只是少数，可老百姓还是坚信：我们那里头头排着队拉出去枪毙，绝对不会有冤枉的。这就是因为一个群体整体的形象已经在人们心中形成了，“偶尔”出现的那“少数反例”只能反复加强人们的坏印象，反复歌颂的正面典型反而让人觉得很遥远。
中国制造在世界，就像中国官员在老百姓心中一样，虽然形象摇摇欲坠，可它们的身影无时无刻不在你身边，躲也躲不掉，只能靠一些“安民告示”来使自己稍作安心，然后继续和它们在一起生活。

FROM TIME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同仇敌忾，艰苦奋斗了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骄傲地说：超英赶美已经不再是口号，它在去年就已经成为现实啦！
根据荷兰的环境评价机关的统计数字，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CO2的排出量已经达到了62亿吨，而美国是58亿吨。CO2是工业化的产物，没有生产就没有排放，排放量的膨胀不是正说明我们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的人均（这个时候不能把农民兄弟扔掉）排放量还只是美国的1/4，只是英国的一半。说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国人民还要继续努力！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我们虽然还不可能超英赶美，但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我们有信心，有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超英赶美的伟大成就。
有感于新闻一则。

看新闻说日本休闲服装连锁直销店UNIQLO（在中国叫“优衣库”）在上海浦东新区开了正大广场店。此店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纽约分店最大）的一家。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牌子，最大的理由是因为它便宜，其次是因为它设计朴素。可在日本的新闻中看，说那里的售价和在日本的售价是持平的。这个事实我在几年前南京路的优衣库就感到了。这很奇怪，因为UNIQLO的衣服全部都是“中国制”，而在中国卖居然不比海运到日本后的便宜，何况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之巨。一件普通的棉布休闲衬衣在日本UNIQLO如果卖1980日元，也就是一般体力零工不到三个小时的工钱，而同样的衬衣在中国“优衣库”如果卖同样的价钱，差不多要130人民币，体力活干一天也赚不回来吧。
显而易见，UNIQLO在日本走的是低价战略，而在中国却摇身一变成了中高档服饰。在日本穿UNIQLO是因为便宜，那在中国对其趋之若鹜是图个啥呢？不解⋯⋯

上香港浸会大学的主页，看到他们的校徽上写着四个篆字，很感兴趣，查了一下，那是“笃信力行”四个字。也就是他们的校训（Motto）。顺便看了看其他几个香港的大学的校训，大多透着点儿哲学的味道，强调人的精神修养。整理在此：

香港大学——明德格物，出自拉丁语：Sapientia et Virtus。
香港中文大学——博文约理，出自《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
香港浸会大学——笃信力行，写在校徽中展开的圣经图案中。
香港理工大学——开物成务，励学利民（To learn and to apply,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香港城市大学——敬业乐群，拉丁语：Officium et Civitas。
香港公开大学——有教无类，卓越进取。
岭南大学——作育英才，服务社会（Education for Service）。

想起了母校的校训“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不禁失笑。不知道的以为是到了少林寺呢。看了看其他高校的校训，除了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点儿味道之外，很多都象中学里悬挂的条幅一样，用“团结”“进取”“求实”“严谨”“创新”“勤奋”“活泼”“紧张”等词来罗列而成。
一个学校的校训往往体现着一个学校的方针和传统个性，那么多个学校的校训是不是就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了呢。
参考：WikiPedia － 各国大学校训
Technorati Tags: 校训

来学习一个新词：

很多人可能都是“Powerpud”，就是把很多字都罗列到幻灯上，然后在演讲的时候一字一句的念出来，没有自己的语言，眼光不敢和观众交流，其效果可想而知。
看到这幅漫画之前刚刚看了Guy Kawasaki的一个叫The art of the start的演讲。这个演讲被Know more HR网站列为与“I have a dream”等著名演讲并列的10个最出色的演讲之一。
第一次知道Kawasaki这个人的名字是因为他曾经提出一个叫“10／20／30”的演讲原则：幻灯不超过10页；时间不超过20分钟；字体不小于30pt。前两条也许根据具体情况会有例外，可最后一条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在Kawasaki的演讲里讲到这30pt的原则的时候大概是这样说的。
当一个人把他要说的话全都用小字体写在幻灯上的时候，就是在告诉听众“我对我要讲的东西并不明白”。听众也会意识到：台上这个衰人他在读，而不是在讲！而我可以比他读的快。教你们一个选择字号的原则：把你的听众中最大的年龄的人的岁数除以二，就是你要使用的最小字号。
虽然他的很多建议都是针对商业，针对产品宣传和企业宣传，但我想在学术界也是一样，一个有魅力的演讲自然可以证明自己对所在领域的了解，证明自己思路的清晰，证明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一个优秀的研究者不能只是局限在与计算机和各种实验器材打交道，如何sell自己也是需要锻炼的一个基本技能，而这正是很多从小趴在书本上长大的中国人所缺少的。

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为了开会做幻灯片演讲，特意背着个电脑去，因为怕机器不同，软件版本不同造成显示上的问题（换成PDF就好了，可很遗憾，大多数人还是在用Powerpoint）。现在我所知道的“轻型”笔记本电脑大都在1到1.5公斤，只有索尼的Type-U可以达到500克。电脑除了演讲一般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来回折腾还有损坏和丢失的可能。那么，如果不用带电脑也可以做漂亮的演讲就好了。
今天看到一个文章叫：Powerpoint to iPod Hack。意思就是说可以利用iPod video或者iPod nano的幻灯浏览功能来实现会议的演讲，并专门为此开发了软件和附件。看了这个我茅塞顿开，就是么，一个没有动画等复杂功能的幻灯片（在学术会议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不就是一幅一幅图片，一张一张地翻么。那么何苦用iPod这个牛刀呢，一般的数码相机不就可以了么！

数码相机都有一个AV视频的出口，一般用来在家里接到电视上使用。现在的投影仪除了用于电脑的视频接口之外，普遍接受这种通用AV接口，所以用数码相机来投影技术上不成问题。
Powerpoint或者苹果的Keynote都支持图片输出功能，不用特殊的软件。这样把幻灯的最终版本输出成一组图片，考虑到空间和效果的中和，我认为JPG的画质可以稍低些，但分辨率最好高一点。
为了不和其他私人照片搞浑，最好把图片保存到单独的媒体中。数码相机在购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容量的卡，一般8MB，用那个就行；现在的数码相机除了卡之外很多都有机内的存储空间，有的几十MB，我觉得最适合这个用途了。
在演讲时把相机调到浏览一档，然后就象自己翻看图片一样一张一张过就可以了。在那之前一定要保证电池充足，另外别忘了把相机的节电自动关机模式取消。
目前能想到的不足就是（1）AV线通常不会很长，不象电脑的视频线，所以对于距离投影仪比较远的位置的演讲恐怕有点儿难度。（2）不能在会场修改，可又有多少人这样做呢？

目前最适合做这个工作的数码相机有两款，索尼的Cyber-shot DSC-N1和Pentax的Optio T10。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触摸屏。支持很多动画翻页浏览模式和小样浏览。最爽的是，你可以在图片上任意写画！这个功能在电脑上反而很不方便。演讲的时候根据内容在这里画个圈，那里拉条线，效果一定很好。以后采用大尺寸触摸屏的微型数码相机肯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相信采用这种方式来做报告的也会越来越多。
目前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实战演习，下个月的国际会议上值得试一下。

昨天，和秘书聊天，说到带小孩儿看阿波舞，她提起说小孩子可能是到三岁之后就开始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有记忆了。她说她曾经在她儿子两岁的时候去过迪斯尼乐园，但她儿子从不记得，而三岁又带他去过一次，却记忆深刻，说他儿子总是提起那次。这时我就想我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可是脑子一片空白。天啊，我的童年哪儿去了？
真的是一片空白，我在海林县生活到小学二年，可海林县的记忆什么也没有了，想不起来任何人名和地名。
我在牡丹江机车小学的记忆也几乎荡然无存。
记得一个冬天，一个叫苏辉的同学在教室抽冰嘎，把黑板打碎了，仅仅因为冰嘎是我“非法”带到学校的，便被定为同罪，找家长，赔黑板，虽然苏辉家把“巨额”的黑板全包了，但给我的打击也是不小，因为耽误了班级正常教学好几天，这是大罪啊。
还记得学校操场有个老防空洞，里面没有光，全是冰。
还记得什么？还记得一个叫“颜林波”的大眼睛女同学，学习好，后来上一中了。
还有，我的同桌叫“金花”，朝鲜族人，实际叫“金金花”，她有个妹妹叫“金银花”，可大家省了，就叫她“金花”。
还有个叫“刘铁军”的同班同学，小名叫“铁蛋儿”，因为住的近，关系非常好，他总是带我偷铜卖铁，教我学坏，还好，后来没有在邪路上走太远。有一次被第二纺织厂的保卫抓住，毒打一天后，就彻底改邪归正了。
还记得我那时侯并不叫现在这个名字。
还有呢？很少了，小学老师的名字一个也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去过哪里也想不起来了，也许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其他小学同学的名字也没有印象了。似乎是到了中学后，记忆才渐渐清晰起来。
“朝花夕拾”？我的“朝花”还没到中午怎么就都不见了？
为什么呢？也许是我的童年太平淡了，对大脑没有什么能够形成烙印的大事？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对岁月的记录太少了，没有文字，没有影像，没有纪念品，父母也没有特意记，所以很多东西就那么被时光吹得烟消云散了。不象现在，芊芊才九个月就已经有一千多张照片和大量动画了，同时也尽量用文字为她记录她的成长，所以等她长大了，我们可以告诉她很多点滴。如果让我们写自传，恐怕能积累的素材太少，而如果下一代人想写，只怕是素材太多挑不过来了。
日本人对童年记忆非常珍惜，很多小学的同窗会都可以开到老。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叫“时间胶囊”，很有意思。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把全班的有纪念的任何东西收集起来，可以是一篇涂鸦，可以是一张作文，可以是一张照片，然后装到一个盒子里封好，埋到校园里的一个地方。若干年后，这些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再聚到一起把当年的这个盒子挖出来，流着激动的眼泪分享那个时候的点滴。电视里有时会有这样的节目，有些人因为校舍变动，时过境迁，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那个“胶囊”了，于是借助一些类似特异功能等勘测手段来定位。
日本人同学聚会有一个先天的好条件就是日本地方比较小，国民收入比较高。一次聚会无论在时间和金钱上都够不上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同窗会都搞得很热闹。中国可能客观上比较困难，很多大学同学能搞个毕业十周年聚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到这，眼看距离我的大学毕业也快十个年头了，和北京奥运一起，如果在北京的校友们能组织一次这样的聚会，该有多好啊。

因为研究室要大规模地参加一个在韩国召开的国际会议，有中国留学生也要去，便和其他学生聊到了签证之事，日本孩子一再和我确认：难道只去几天旅游也需要签证么？我说需要，他们就很不理解，因为持有日本护照，到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抬腿背包就走的，所以不理解我们中国人的烦恼。我告诉他们说中国的护照到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都是要去领事馆签证的，而且大多数国家都要求本人持材料到窗口申请，不允许邮递或者代理的，那还说不定要被拘签。日本孩子迷惘的眼神告诉我他对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感到很不可思议。
这时正好一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也在，我就很有把握的说，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马来西亚的也是需要签证的。可是很没面子的是，马来西亚的孩子微笑着说：我们去韩国是免签的。这回该轮到我不理解了。
有的时候中国人真的是很尴尬，一方面祖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大多数外国人都是很羡慕的口气和我们谈起中国，这使我们这些海外的游子经常是自豪感膨胀，飘飘然起来；而另一方面，所有国家都对中国人的入境持谨慎态度，一到要出去开会就会为签证头疼。前一段时间的俄罗斯的学会因为签证要我去东京，我嫌太麻烦没有去，九月份欧洲有两个连续的学会，意大利和波兰都要分别签证，好在意大利在大阪的有领事馆，而波兰的允许邮寄申请，这才让我觉得可行。
祖国的悠久历史和飞速发展让我们有了一种莫名的“大国”意识，我们的“大国”心态让我们经常瞧不起一些“小国”，完全不把一些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国家放在眼力。而我错了，我被这一件小小的事提醒了。我们中国人在海外的记录往往不如一些“小国”。
有的时候开玩笑会说：“等我们以后牛X了，我们在海外的领事馆门前也都排上长长的充满焦急眼神的队伍，我们看情况也拘签个百分之四五十，现在的日本朋友到时候为了子女能到中国来找我们当担保人，‥‥‥，那该多好啊”。希望真的会有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