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新语丝]上转载[亚洲周刊]8月27日的一篇文章。

揭开学术腐败 防止动摇国本

  作者:张洁平、呙中校 2006年8月27日 亚洲周刊二十卷三十五期

  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学术腐败在中国学界盛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下失效,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反而沉沦堕落,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和伦理,导致学者不重学术重权术,大学不重教学重创收。尽管中国学术经费上升,但由于根本体制不变,成效并不显著。必须防止学术竞争力继续削弱,以免动摇中国发展根基。

  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正被猖獗的学术腐败快速腐蚀。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以求真为灵魂的学术研究与创新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学术竞争力也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当韩国的黄禹锡涉嫌造假时,韩国当局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严肃的调查处理,而与此同时发生在中国的学术造假事件——上海交通大学“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却被中国低调处理。一如既往,中国公众对此没有更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激愤,因为学术腐败早已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中国学术界各个器官甚至大脑神经,不但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创新能力,而且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根基。

  二零零五年底,有人在网上举报,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等人涉嫌造假,指出“汉芯一号”芯片是陈进从国外购买带回,雇请民工打磨掉MOTO标志后,再烙上“汉芯”标志,然后作为重大科技成果申报,骗取中国政府一亿一千万元人民币( 约一千三百七十万美元)的科研经费( 到帐六千多万元)。芯片研发是中国科研关注重点,造假举报震动了上海交大和科技部。几个月的调查之后,上海交大在今年五月十二日证实陈进严重造假,并决定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有关部委也开始追缴相关经费。

  相对于“黄禹锡事件”而言,如此处理不过是轻轻带过,但对造假成风的中国来说,却足以敷衍公众。无论是上海交大乃至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还是该项目的鉴定专家,没有人出来向公众道歉,更没有人在其中汲取教训,追问一下:为什么民工打磨出来的东西可以从上海交大一直骗到国家部委?为什么从学校到科技部的多次鉴定不能发现问题?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学术体制从上到下早已被弄虚作假、权钱交易、关系评审等腐化行为蛀空,重权术而轻学术,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下早已失效,因而无论在社会科学界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学术腐败俯拾皆是。

  学术上也有派系斗争

  始终不愿公开姓名的上海交大教授说:“在中国,政治斗争、派系斗争是很可怕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我们知道。我只想安安静静做学问,不想被卷进这些斗争,也不想得罪人。”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学的逐年改革,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基本都以合同制与学校签约。而每年教师们也必须通过一些考核,才能与学校续签合同。对教师的考核通常包括在规定时间内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完成的教学任务如何、每年完成多少个课题项目等等。这些考核项目也直接与工资挂钩。

  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正教授的基本工资是五千元,但据大学内部人说,多数教授的每月收入有至少五万元。“现在大学老师的基本工资都不高,主要收入都来自发表论文,或者拿到项目的经济奖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奖金可以高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如果自己的课题申请到了科研经费,收入也会很可观。原则上,申请到的经费应该投入科研,但普遍现象是,教授跟国家申请的经费要比实际需要的多百分之十五左右,多下来的这部分可以补贴实验室,也可以当作自己的收入。但是,如果没有项目和论文,那么不但没有收入,严重的话连自己的实验室都养不活,甚至还会被降职。”

  所谓“争项目”,也就是教授提到的“申请经费”,中山大学的一位陈姓研究生这样告诉亚洲周刊:“我的导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申请项目,其实项目最终能不能做成对老师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经费。有时,导师会把一个完整的实验系列拆分成很多块,为了申请到不同的项目,拿多几份经费。有时,会请某个名机构来这个项目挂耻,叫做合作,但实际只是挂个名,越是挂耻上有名气的人,拿到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有些利益交换,导师的人脉越广,挂靠名人的机会和拿到经费的可能性也越大。”

  人们常批评学术界风气浮躁,心态功利,在丘成桐看来,正是由于这些利益的争夺造成的。“我曾经跟北京的几个教授建议过做庞加莱猜想,它有价值,值得付出学术努力。但他们一直不做,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中国,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基础科学无人问津。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丘成桐说。

  博士生炒博导鱿鱼

  教授们正职争项目,副职赚外快,真正做学问的越来越少。“我读研究生以前不知道,原来做学问真的像做生意一样。我们跟老师做研究,但博士生导师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请客、吃饭,我们要做的也就是陪吃、陪酒。一个接一个的饭局,然后就有一个接一个的项目。”南京大学一位二年级的研究生透露,自己每月帮导师做项目,可以拿到一千来元的生活费。但有的导师利用所带的研究生做项目,却不顾基本的教学和科研。二零零四年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炒掉了导师王永成教授,因为他们不满为导师打工而荒废了自己的博士学业。

  权力缺乏监督,经济利益至上,两相作用,学术腐败蔚然成风。最臭名昭着的腐败手段,要数学术作假。当研究经费缺乏,争取项目面对压力,许多学者在没有成果的时候只能靠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保住自己的项目和职位。不少粗制滥造、拚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学术作假,因此有了土壤。

  二零零六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公布了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一百八十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真正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成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年寒窗熬出一个成果;也没有多少大学,给学者这样的空间去做学问。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显然,屡试不爽。

  学术环境恶化,最受害的,是在大师讲台下接受教诲的学生们,而他们,恰恰是中国学术未来的希望。丘成桐说:“中国的大学教育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中国的大学我看到好多奇特的东西,一个导师竟然可以带三十个学生!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培训人才的机制。而且即使他们中的一些出来了,也没有公平的竞争机制给他们发展。你能见到好多人才,都是跑去美国,才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中国的学术生态正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着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所以,我预计二十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到香港深造的M( 化名)告诉亚洲周刊:“我本科学习的是生物,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断地做实验,泡实验室,杀小白鼠。我成绩很好,但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些实验,这样做、这个步骤是有什么意义,最后为什么要得出那些曲线( 实验结果)。我们经常做不出老师要的结果,也不知道原因,最后就自己描一张线形相关图交给老师。本科四年,我们居然从来没有学过统计,也从没有老师告诉你要去做资料分析。”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说:“到港大后,我才发现,自己大学四年都是在做机器做的工作,不用设计,不用求证,只要根据老师的要求去摇试管、杀老鼠。”她的同学留在国内读了两年研究生,到现在依然是在帮导师干活,“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原理都不懂”。

  没有思考的机会也许还是幸运的,至少,没有往歪路上思考。教授剽窃一件接着一件,几乎所有学校都有学术作假的丑闻。如此言传身教之下,学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二零零五年九月的《中国青年研究》公布了一份对八百九十二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中,有百分之八十二点七四的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包括夹带纸条、传递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等,甚至还有教授泄题。另外,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东方早报》称,有近六成大学生承认从网上抄袭论文,甚至有专业的网站买卖、代写“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六成大学生抄袭论文

  所有接受访问的教授、学生,在谈到学术腐败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说体制。“学术腐败根深蒂固,是体制问题!”人们所说的体制问题,是由学术权力的顶端开始的。从院士开始,权威的选举、权力不受监督,评价体系的不透明,都是引发一连串学术腐败现象的开端。

  丘成桐说:“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上海交大的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学术败坏与大学精神的丧失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尽管有北洋军阀的颟顸和国民党的专制,但是北大依然“兼容并蓄”,但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大学很快地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反右”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时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是凭理想和激情取得卓越的成就,如两弹一星、胰岛素、青蒿素、返回式卫星、杂交水稻及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贡献。然而在经济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科研成就还比不上封闭年代。不要说像胰岛素这样可以获诺贝尔奖的成就没有,就是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都难以说上来。神舟飞船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神舟飞船的核心关键技术早在七十年代即已掌握,即能够准确、安全、定点地发射回收载重卫星。显然,由于人治传统和法治缺失,原本非常脆弱的中国学术生态在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彻底崩溃,导致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学术水准和科研能力日趋下降,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科技研发和高校的投入,但是成果并不显着,中国学术竞争力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 IMD)每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一九九八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还排名第十三位,但二零零三年急剧降到第二十九位,而且近年一直在这个附近徘徊。根据中科院的统计,二零零四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九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一百二十四位。二零零六年六月九日,美国《科学》杂志新闻聚焦,以《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为题,称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使学界更加混乱。

  政治权力压制学术争议

  尽管中国学术架构已经腐朽不堪,但当局似乎没有扶危木于将倾的意思,“汉芯”造假处理到陈进便点到为止,更多的学术造假舞弊都被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遮掩支吾过去,因为当权话事者都得益于现行架构。更有甚者利用政治权力强行压制众人对学术丑闻的批评。去年丘成桐指出北大田刚涉嫌抄袭后,《南方周末》就此进行深度调查,丘向记者出示证据,田刚则避而不谈,最后北大给中宣部施压,禁止报道刊出。北大教授丁伟岳公开承认,他们几次向中央上书,要求禁止丘成桐在中国媒体出现。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碑文,至今仍立在清华园内,但无论是清华园内还是未名湖畔,都没有自由和独立可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的勇气,中国未来的光明又在哪里呢?